目的 探究不同水平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对室间隔缺损修补术婴儿的心脑保护作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83例行室间隔缺损修补术婴儿的资料。采用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PETCO2)作为间接的、持续性指标来反映PaCO2，记录术前（T1）、切心包（T2）、停体外循环（T3）、停超滤（T4）及术毕（T5）时点的PETCO2，除T3时点PaCO2不受呼吸条件影响外，在其余时点PETCO2为30~＜40 mmHg（1 mmHg=0.133 kPa）的婴儿为低二氧化碳组（LP组，34例），PETCO2为40~＜50 mmHg的婴儿为高二氧化碳组（HP组，49例）。记录实验室指标，T1、T4时点动脉血气分析结果，T1~T5时点呼吸参数、局部脑氧饱和度（rScO2）、脑血流参数及血流动力学参数。结果 术后1 d，2组肌酸激酶同工酶水平均高于术前3 d，但HP组低于LP组（P＜0.05）。HP组T1、T4时点PaCO2水平均高于LP组［（38±5）mmHg比（31±4）mmHg、（44±6）mmHg比（36±4）mmHg］（均P＜0.001）。HP组T1~T5时点分钟通气量、呼吸频率均低于LP组，PETCO2水平均高于LP组（均P＜0.05）。除T3时点外，HP组各时点rScO2、大脑中动脉平均流速均高于LP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行室间隔缺损修补术婴儿PETCO2与PaCO2呈正相关（P＜0.001）。结论 通过精准管理将PaCO2维持在正常偏高水平，可以安全有效地减轻室间隔缺损手术婴儿的心脑损伤。

目的  探讨直视降主动脉支架治疗主动脉弓部破口的急性B型主动脉夹层（ABAD）的效果。方法  选取2021年6月至2022年9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18例破口位于主动脉弓部的ABAD患者，均接受直视降主动脉支架治疗。所有患者的内膜撕裂口均位于无名动脉和左锁骨下动脉之间。记录所有患者的临床表现、术中资料、术后资料和随访结果并进行分析。结果  所有患者均成功闭合了原发性弓部破口。同期心脏手术3例（16.7%），包括主动脉瓣置换术1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2例。手术时间（325±56）min，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和选择性脑灌注时间分别为（145±23）、（58±20）、（24±5）min。呼吸机使用时间（15±5）h，住监护室时间（38±24）h，术后住院天数（12±5）d。术后无死亡、脊髓损伤、Ⅰa型内漏和逆行A型主动脉夹层。1例患者术后发生非致残性脑梗死，1例术前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术后接受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2周。随访时间为（10±4）个月，1例患者在术后6个月接受胸腹主动脉置换术。支架周围假腔血栓化18例（100.0%），膈肌水平假腔血栓化11例（61.1%），腹腔干水平假腔血栓化6例（33.3%）。结论直视降主动脉支架治疗破口位于主动脉弓部的ABAD是安全、有效的。它保留了弓部头臂血管及升主动脉。使用该技术，没有发生Ⅰa型内漏和逆行A型主动脉夹层的风险。此外，术中支架植入也有利于二期胸腹主动脉置换手术的实施。

目的  探讨枸橼酸钠抗凝回收式自体输血技术在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后出血患者中应用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  选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2016年7—12月术中判断可能存在术后出血风险的体外循环心脏手术患者90例，将心包纵隔引流血收集于贮血滤血器，施加负压，连续观察引流情况，根据引流速度向储血罐中加入枸橼酸钠抗凝剂，其中41例引流速度达到2 h＞400 ml或3 h＞500 ml标准，启动回收式自体输血流程，至术后12 h停止。对洗涤前后的血液成分进行检测，对患者输血前后的凝血功能和电解质水平进行检测。结果  引流血液经过洗涤、离心后，白细胞计数（WBC）和Cl-水平均高于洗涤前，血小板计数（PLT）、主要阳性电解质（K+、Na+、Ca2+）、血尿素氮、血乳酸水平均低于洗涤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白细胞、血小板、K+、血尿素氮和血乳酸的清除率分别为（42±18）%、（83±4）%、（90±3）%、（90.0±2.6）%和（93.0±2.9）%。结论  应用枸橼酸钠抗凝回收式自体输血技术在体外循环术后出血患者中，可以有效控制Ca2+浓度，达到抗凝效果，未引发凝血功能异常，红细胞回收率和杂质清除率良好，有助于改善重症监护病房患者贫血状态，是一项安全有效的患者血液管理方案。

目的 探讨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CD）的影响因素，并分析血清S-100蛋白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与POCD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4年7月至2015年4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97例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均以相同手术方式在低流量顺行性脑灌注下行主动脉夹层手术。术后根据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评分分为POCD组及非POCD组。比较2组一般资料和术前、术中停循环时、复温至36 ℃时、术后4 h、术后24 h的血清S-100蛋白和NSE水平，分析POCD的危险因素。结果 97例患者中21例发生POCD，发生率为21.6%。POCD组患者年龄＞60岁、体外循环时间＞180 min、初中以下学历、女性比例均明显高于非POCD组［57.1%(12/21)比23.7%(18/76)、95.2%(20/21)比56.6%(43/76)、57.1%(12/21)比27.6%(21/76)、47.6%(10/21)比25.0%(19/7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间停循环最低温度、停循环时间、术后呼吸机使用时间、重症监护病房停留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POCD组术中停循环时、复温至36 ℃时、术后4 h、术后24 h的血清S-100蛋白水平均明显高于非POCD组［356（330，379）ng/L比274（225，274）ng/L、355（306，402）ng/L比276（229，362）ng/L、375（317，433）ng/L比287（219，373）ng/L、（391±89）ng/L比（273±90）ng/L］，复温至36 ℃时、术后4 h、术后24 h的血清NSE水平均明显高于非POCD组［4.4（3.5，5.0）μg/L比3.5（3.1，4.6）μg/L、（5.1±1.5）μg/L比（4.1±1.1）μg/L、4.5（3.5，5.9）μg/L比3.6（3.0，4.5）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体外循环时间＞180 min和术后24 h S-100蛋白含量高是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POC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1.026、10.827，95%置信区间：1.011～1.041、1.740～67.386，均P＜0.05）。结论 体外循环时间和术后24 h S-100蛋白含量高是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POC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S-100蛋白对协助诊断POCD有一定的作用。

目的 观察心脏瓣膜病和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同期射频消融治疗心房颤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选取2018年11月至2020年1月陕西省人民医院收治的行外科手术的心脏瓣膜病及先天性心脏病患者119例，患者术前均合并心房颤动，在外科手术同期行射频消融治疗。术后随访6个月。出院时及随访6个月时复查心电图，按照是否恢复窦性心律分为窦性心律组和心房颤动或心房扑动组。比较2组出院时及随访6个月时心脏超声指标。结果 术后7～19 d出院时恢复窦性心律96例（80.7%），心房颤动21例（17.6%），心房扑动（术后9 d）2例（1.7%）。随访6个月时死亡1例，维持窦性心律者93例（78.2%）。出院时及随访6个月时，窦性心律组左心房内径均明显小于术前［（44.6±5.2）mm比（49.7±6.8）mm、（42.1±5.3）mm比（48.7±4.1）mm］（均P＜0.05），心房颤动或心房扑动组左心房内径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心脏外科手术同期射频消融治疗心房颤动手术安全、效果满意。出院及随访6个月时转复窦性心律者左心房内径缩小。

移植静脉再狭窄严重影响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预后。临床术后常规药物对缓解移植静脉的内膜增生疗效甚微，且血管外支架及内膜载药材料均存在力学及生物性质的不可控，是目前移植静脉再狭窄研究的瓶颈。随着材料学发展，具备组织相容性好、细胞毒性小、理化性质可控的载药材料逐渐可以满足移植静脉再狭窄防治的需求，通过医学与材料化学的跨领域交叉与协作，寻找合适的载药材料，对提高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移植静脉远期通畅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对近年来基于材料学改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移植静脉再狭窄的相关治疗进展作简要综述。

目的  评价瓣膜置换术同期射频消融和左心耳闭合治疗心脏瓣膜病（VHD）合并心房颤动患者的疗效及预后。方法  选取2016年1月至2020年5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收治的157例VHD合并心房颤动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式分为瓣膜置换组（n=77）和联合组（n=80，瓣膜置换联合射频消融和左心耳闭合治疗）。比较2组手术相关指标，术前、术后1年心功能指标、肺动脉压，炎性因子及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所有患者均随访至2022年11月，比较2组生存期及主要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结果  联合组即刻窦性心律恢复率高于瓣膜置换组［91.2%(73/80)比23.4%（18/77）］（P＜0.001）。术后1年，2组左心房内径（LAD）、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肺动脉收缩压（PASP）均低于术前，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均高于术前，且联合组术后1年LAD、LVEDD、PASP低于瓣膜置换组，LVEF高于瓣膜置换组（均P＜0.05）。术后1年，2组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均低于术前，且联合组术后1年IL-6、TNF-α、Hcy水平低于瓣膜置换组（均P＜0.05）。术后1年联合组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优于瓣膜置换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4）。联合组随访中位生存时间长于瓣膜置换组（P=0.022），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瓣膜置换组［20.0%(16/80)比35.1%(27/77)］（P=0.034）。结论  瓣膜置换术同期射频消融和左心耳闭合可提高VHD合并心房颤动患者即刻窦性心律恢复率，进一步改善患者术后心功能，降低炎性反应指标和Hcy水平，降低因心力衰竭再入院、全因死亡等不良事件发生率，延长生存时间。

目的 探讨间断小切口获取大隐静脉作为桥血管应用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2016年9月至2018年4月在陕西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接受全身麻醉体外循环下CABG，以大隐静脉作为桥血管的患者，其中74例采用间断皮肤小切口获取大隐静脉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期52例采用传统全程切开皮肤获取大隐静脉作为对照组。比较2组患者大隐静脉修补点数、冠状动脉和大隐静脉桥吻合口数、大隐静脉桥长度、下肢切口长度、大隐静脉桥获取时间、下肢切口关闭时间、下肢操作总时间、术后下肢切口评价指标、术后第2天下床活动比例和术后1～3年大隐静脉桥血管吻合口通畅率。结果 2组患者大隐静脉修补点数、冠状动脉和大隐静脉桥吻合口数、大隐静脉桥长度、下肢操作总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下肢切口长度和下肢切口关闭时间短于对照组［（15.4±2.6）cm比（43.4±7.0）cm、（7.7±1.3）min比（27.0±4.6）min］，而大隐静脉桥获取时间长于对照组［（45.3±9.9）min比（27.4±5.4）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观察组患者术后下肢切口疼痛评分、麻木比例低于对照组［（3.1±1.5）分比（3.8±1.5）分、27.0%(20/74)比57.7%(30/5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2组患者术后下肢切口发生肿胀、皮下淤血、需要二期清创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术后第2天下床活动比例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组术后1～3年大隐静脉桥血管吻合口通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6）。结论 间断小切口获取大隐静脉作为桥血管应用于CABG操作方便，不增加大隐静脉损伤，有利于患者术后康复，且大隐静脉桥血管中远期通畅率满意。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TEG）在指导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围术期成分输血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科行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患者98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TEG组及对照组，各49例。TEG组患者进行TEG检测，并根据TEG情况指导术中及术后输注血浆、冷沉淀及血小板，对照组术中及术后给予经验性输血。手术前后检测2组患者的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PLT)、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和纤维蛋白原（FIB）水平。术后常规监测引流量、血液制品使用种类及输血量、术后呼吸机时间、重症监护病房（ICU）停留时间、住院时间并进行比较。结果   TEG组术中血浆、冷沉淀及血小板输注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呼吸机时间、ICU停留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术后24 h引流量明显少于对照组（均P＜0.05）。2组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24 h输血量分析结果显示，TEG组的红细胞悬液、血浆、冷沉淀及血小板输注量均明显少于对照组［（10.6±2.5）IU比（15.6±5.7）IU、（2 100±516）ml比（2 720±890）ml、（16±5）IU比（20±0）IU、（1.0±0.9）IU比（2.0±0.0）IU］（均P＜0.05）。2组间术后24 h的血红蛋白、PLT、PT、APTT及FIB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TEG用于指导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患者的围术期成分输血，可有效减少围术期输血量，缩短ICU停留时间。TEG可作为指导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围术期成分输血的理想策略。